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对暴力的反抗，不是对“虐待”的抗争，而是对“暴力”的防卫。
▲据最高检披露，家暴犯罪数量逐年下降。图/IC photo
文| 王仁琳
11月25日，是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。
据新京报报道，当天，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，通报了近年来检察机关惩治家暴犯罪的成效，并发布典型案例。数据显示，2021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起诉家暴犯罪3400余人，家暴案件批捕率高出普通刑事案件近10个百分点，近5年500余名家暴犯罪被告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。
与此同时，家暴犯罪数量逐年显著下降，2021年起诉1200余人，而今年1至10月已降至300余人。这一趋势既折射出反家暴机制的逐步健全，也凸显司法干预从“事后惩处”向“事前预防”的深刻转变。
从刑事司法上看，与家暴相关的罪名适用正在从“集中”走向“多元”——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杀人罪占比从2021年的92.3%降至57.3%，而虐待罪、遗弃罪、拒不执行裁定罪等比例快速攀升。与此同时，保护范围也从“身体暴力”扩展至“精神控制”，婚前同居关系中的精神虐待已被司法实践纳入规制。
展开剩余67%更值得关注的是，检察机关通过人身安全保护令、民事支持起诉、撤销监护权等制度联动，构建起“告诫—保护令—刑事追责”的阶梯式治理体系。
若将上述变化放在更深远的历史背景观察，这正是“从身份到契约”的当代法治注脚。传统司法实践中存在一种悖论：同样的暴力行为，若发生在陌生人之间，刑事定性就是“故意伤害”；而发生在家庭成员间，却常被归入虐待罪范畴。
不同的定性，导致刑期差异悬殊。这种区别对待本质上源于对家庭本位的过度倾斜——司法的惯性仍将家庭暴力视为“内部矛盾”，而非对个体基本人权的侵犯。
法治文明的演进，一个显性的标识，正是将个人从家庭、宗族等身份依附中解放出来，赋予其独立的权利主体地位。
事实上，“打别人的老婆”和“打自己的老婆”，在对他人生命健康权的侵害上，本质并无不同。若将一个人看作是法律上独立的个体，其生命健康权绝不因她是某人的妻子或孩子，就减损几分；也不能因为加害人是被害人的亲人，就可以轻纵几分。
近年来，一些好的变化正在发生。如最高检这次特别强调，“依法准确认定家暴案件中的正当防卫”。这正是对个体人身权优先于家庭伦理的司法确认——无论暴力发生在何种关系中，法律评价都应遵循同一尺度。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对暴力的反抗，不是对“虐待”的抗争，而是对“暴力”的防卫。逆来顺受不应成为被害人的正当选择。
实践中，家暴受害者（尤其是女性）的反抗行为常被苛以重罪。例如，多次承受暴力的妇女在忍无可忍后，趁施暴者不备反击，往往被认定为“故意伤害或杀人”而非正当防卫。
此次最高检明确，对为摆脱家暴而实施的伤害行为应综合考量防卫情境、既往暴力史等因素，符合正当防卫条件的依法不捕不诉。这一立场纠正了过往机械司法的偏差，体现了对“受虐妇女综合征”等特殊心理状态的理性包容。
最高检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，冯某甲故意杀人、故意伤害案中，被告人因琐事持菜刀砍杀妻子要害部位十余刀，又重伤上前制止的未成年女儿。检察机关突破家暴案件常以虐待罪“轻判”的窠臼，准确认定为故意杀人罪（未遂）与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。
此案具有标志性意义，其彰显了司法机关对“家暴不是家事”的坚定立场，彻底否定了“家庭成员身份可减轻罪责”的错误观念。
对家暴的根治仍需超越司法的社会合力。一方面，应继续推动立法细化，明确家暴中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，避免“受害者反抗反获重刑”的司法不公；另一方面，也需加强社会支持网络建设，通过强制报告制度、庇护所建设等打破受暴者的孤立无援。
正如检察机关在多起案件中通过司法救助、职业培训帮助受害者重建生活，反家暴工作唯有融合法律、教育、社会保障等多维力量，才能根除暴力滋生的土壤。
家是文明的单元，而非暴力的庇护所。当法律不再因“家庭”身份而对暴力网开一面，当司法敢于用故意杀人罪利刃斩断家暴链条，我们方能真正践行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的宪法原则。
最高检的实践不仅是对家暴“零容忍”的宣言，更是对个体权利独立于家庭身份的庄严确认——唯有将每个人视为完整的权利主体，法治的阳光才能照进每一个隐秘的角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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